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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本应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今天，围绕着余秋雨散文进行的批评却显得格外激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无论是批评者一方还是余秋雨本人都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双方的表现都无法令另一方满意，一篇新的批评文章出场往往成为下一场争论的导火索，以致于批评的范围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这就是时下余秋雨批评落入的"怪圈"。探究产生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恐怕不能仅仅只归结为商业炒作的介入。
对余秋雨散文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大多数人共识：一是他的散文中出现的常识性和知识性的"硬伤"；一是他的散文中感情的矫饰和失真。可以说，这是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它们使余秋雨散文在很多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他间接引发了其后关于他的人品和文品的论争。在对待这两个问题时，批评者和余秋雨本人的态度的对比显得颇有意思。一方面是批评者对这种不严谨的写作态度深切的痛惜和毫不客气的痛斥，一方面却是余秋雨无可奈何的告白：我写的是自由的散文，而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建立在不同标准上的论争自然产生不了什么结果，批评者没有因为余秋雨的告白而降低自己的标准，余秋雨在接受某些批评的同时，也保留自己对散文写作的看法，认为"一切深刻的缺点和局限其实是很难改正的"，那么，到底是批评者"误读"了余秋雨的散文，还是余秋雨"误写"了散文这一"写起来简单，写好却很难"的文体呢?
研究戏剧理论的学者余秋雨，选择了写作散文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生命领域，把多年的文化积累和学识素养都投注到了散文创作中。这种转型是彻底的，与那些在学术研究之余写一些文化的或社会的随感的学者有大的不同。这种转型又是艰难的，远不像他写的散文那样潇潇洒洒。学术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和散文创作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运动下的产物，写出来的文章在文体形式、语言模式，甚至在视角、语气上都有区别。做惯了学术研究，写熟了理论文章的余秋雨真的能马上写出兼具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来吗?
1992年，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现在读者面前，"畅销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接着《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散文集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畅销、无一例外地被盗印，这些散文集正规与不正规的印数之和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几乎家喻户晓，比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更加光彩夺目、意义重大。
余秋雨的散文一出来就显得非同一般，其气势、见识、语言都远远超出当时"积贫积弱"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曾被称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他本人也被盛誉为"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但几乎在同时，一些人在高度评价余秋雨散文为当代散文带来了诸多新质时，还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余秋雨散文中的种种败笔，如常识性的"硬伤"、不严谨的主观想象和随意征引、主观情感的滥施和失真。上海学者胡晓明曾在《知识、学养与文化意识》中指出余秋雨在《都江堰》一文中暴露出来了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有对主观情感的过分夸饰，在《阳关雪》《莫高窟》等文中则把原本丰富的文化蕴涵简单化处理，而在《西湖梦》《柳侯祠》等文中又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了传统文化。在其他评论余秋雨散文的文章中，与此相类似的知识层面和学术领域的批评还有很多。
正如余秋雨和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批评更像学术论争而不像散文批评。余秋雨对此的反应是：批评者把他的散文当作论文来读了。"由于我从事过学术研究，人们很可能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的散文，寻找学术与散文的交融之处；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倒过来，一个研究者为什么要在学术之外寻找别的渠道?因为那里有一种与学术研究截然不同的精神吐呐行为"。对于文中确实存在的"硬伤"，他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他急于去"捕捉那些让灵魂颤动的朦胧亮点"，而把"脑海里不断涌现出来的文史记忆随手写出"所造成的记忆不确；对于随意征引的指责，他认为散文家有权利在"不同的证据间作出选择，但却不必把选择的理由一一列出"，而"如果要申述选择的理由就变成了论文，哪有一篇散文要附带着一串论文来做注脚的"；对于自己在文中流露出的情感和观点，他认为"在散文中即便说自己不太喜欢王羲之、柳公权也是允许的，用不着有太多讨论"。从散文这一文体的特质来看，余秋雨的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是批评者却并不满意他的解释，一如既往地批判他的散文，而且这种批判的范围也逐渐由文及人，由文品及人品，愈演愈烈了。这个后果恐怕是余秋雨没有想到的。
显然，余秋雨在提醒读者不要误读他的散文的同时，忽视了反省他的散文使一些读者，而且是一些有较高文化和知识素养的读者(一般的社会读者没有足够的文史知识来进行批判)产生这种误读的原因。
初读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会被文中那种宏大的叙述风格所吸引。这种叙述风格包括：宽泛的题材(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社会的)，深厚的内容(知识的、文化的、审美的、学术的)，精巧的结构(人文景观+历史故事+现代性批判+文化感伤)和一种贵族气质(自信、理性、从容、智慧)，这种宏大的叙述风格是余秋雨散文的特点和优势所在，也是造成读者误读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种宏大的叙述氛围中，余秋雨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无所不知的学者。面对一处自然山水，他可以从远古谈到今天，从中国谈到西方，不止于谈，他还能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史典籍随手拈来，或讲故事或引原文，与此同时，余秋雨还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把一整套的关于人文关怀、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一古脑地输送给读者。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把这处自然山水换成一个艺术理论课题，再从中抽出一些过多的感性，我们所得到的和一篇文采斐然的论文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可见，学者余秋雨并没有彻底地放下学者的"架子"，他把学术研究中的种种负累、思维定势、语气、视角都或多或少地带到了他的散文中，这也就难怪原本为摆脱学术的阴影，"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但写出来的文字"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阅读余秋雨散文时，读者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学者余秋雨，在浓浓的学术氛围中，一个不经意的错误，一丝不易察觉的矫情都有可能被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读者(更不用说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捕捉到，良好的阅读感受马上消失殆尽，转而变成毫不客气的愤怒和抨击，如同被最好的朋友欺骗了一般。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余秋雨"。无论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是《霜冷长河》，余秋雨的大多数散文都没能完全摆脱学术写作的影响，既没有学术散文的轻松笔法，又失去了原来学术著作中的那种踏实可信，怎么能让那些对余秋雨有很高学术期望的读书人满意呢?
余秋雨的散文中也有写得很成功的，如《乡关何处》一文，作者以一个游子的身份，用极真诚的情感写尽了一个住在繁华都市的知识分子对远在他方的故乡的种种复杂情感，童年的故乡和梦中的故乡，历史的故乡和现实的故乡，属于自己的故乡和属于别人的故乡，相互补充又相互融合，组成了一个支离破碎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乡，重重叠叠地映在了读者的心灵深处。在这里，余秋雨的广闻博识不再是一种贴附上去的累赘，才气横溢的语言也不再只是一种装饰。对于这样触及知识分子灵魂的好散文，很少有读者人会想到去指责它什么。可见，无论是误写还是误读，都不会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错误"，它只是一种偏差、一种不到位，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散文，尤其是学术散文到底应该怎样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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